緬甸與世界–地緣政治與國際戰略

緬甸與世界–地緣政治與國際戰略(四)


肆、中國在緬甸的擴張
   在緬甸軍政府拒絕承認1990年的大選結果後,西方國家開始對緬甸實施嚴厲的制裁,使緬甸在國際社會上日益孤立。而中國此時也因為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而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與制裁,急需國際盟邦的支持,兩國開始發展密切關係,一同應付西方的孤立。
 一、中國在緬甸的利益考量
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國的戰略家就撰文呼籲打開緬甸通往印度洋的經貿與戰略走廊。[1]中國提供大量援助軍事及經援助來拉攏緬甸,來滿足中國的戰略意圖。
中國主要基於下列幾項利益考量,拉攏緬甸軍政府:
(一)能源利益考量
為了實現在2020年時,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中國的經濟成長必須翻兩番。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保守估計中國大陸每年石油消費需要4.6億噸,但是在目前開採技術沒有重大突破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每年僅能生產1.8至2億噸的石油,屆時將產生2億噸的石油缺口。[2]為了彌補因為經濟發展而持續擴大的石油缺口,中國大陸必須從海外四處尋油。
石油安全是保障中國能源安全的核心,石油安全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同時影響中國的社會與政治穩定。[3]2003年11月29日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分析中國經濟形式時,首次提到了金融與石油兩大安全概念。胡錦濤指出中國80%的石油都通過麻六甲海峽的航運通道,一些大國一直企圖控制該海峽的航運通道,中國必須制定新的能源戰略布局,於是解決能源運輸的「麻六甲困局」,遂成為中國擬定能源戰略的主要考量之一。[4]
除了「麻六甲困境」外、南海主權爭端、台海情勢發展,都將直接影響中國海上運輸線的安全。雖然中國近年來持續加強海空軍的現代化工作,但是目前解放軍海軍還是沒有能力化解美國與日本的海上圍堵,一旦海上運輸線被扼住,將嚴重打擊中國的經濟發展。
針對石油運輸問題,中國試圖尋找各種不同的替代路線。方案一是利用泰國南部的克拉地峽(Kra isthmus)開鑿運河,克拉地峽位於中南半島和馬來半島之間,若建立運河可從印度洋連接泰國灣和南中國海。但是此運河工程浩大,並非單一國家力量可獨力完成,而且此地為泰國回教徒聚居地,運河可能成為回教分離份子恐怖攻擊的目標,此計劃因而被北京政府放棄。
另外一個替代方案是興建一條從中東到印度洋經緬甸的新輸油管線。[5]從緬甸港口實兌(Sittwe)或緬甸的瑞麗(Ramree)島西興建到雲南昆明的輸油管線。估計此管線造價大約二、三十億美元,每年可運送四千萬頓石油。[6]
中國將緬甸視為確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戰略據點,目前正在建構「珍珠項鍊戰略」(Pearl Necklace)來確保印度洋上的海運線安全。一旦中國與美國之間為了台灣問題發生衝突,美國勢必會封鎖麻六甲海峽,中斷中國的石油來源。透過中緬之間能源合作,中國能夠從陸路突破美國的海上封鎖。
緬甸境內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成為中國力挺緬甸軍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從2000年開始,美國積極推動把緬甸問題列入聯合國安理會議程。今年1月,緬甸問題進入安理會表決階段,由美國起草的決議案指責緬甸國內存在人權、愛滋病、毒品等問題,稱這些問題對區域安全造成威脅。
中國利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對該決議案投下反對票,緬甸因而逃過被制裁的命運。然而幾乎在同一時間,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與緬甸石油天然氣公司在緬甸仰光簽訂合約。中國獲得緬甸三個深水區塊的石油天然氣勘探開採權,總面積為1萬平方公里。時間上的巧合不禁令人懷疑油田合約是緬甸給予中國投下反對票的回報。[7]
 (二)軍事利益考量
1988年緬甸群眾示威迫使1989年的軍政府換班,中國當時就與新上台的軍政府簽訂武器合約。在西方國對緬甸實施制裁後,中國逐步成為緬甸軍政府主要的武器供應者和貿易伙伴。[8]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已經出售價值20億美元的軍事設備給緬甸,包括200輛戰車、288架戰機及其他各種輕重型軍火等,目前緬甸軍方90%的武器來自於中國。[9]
中國協助緬甸的漢依島(Hangyi)、可可島(Coco Islands)、阿加泊(Akyab)、默姬(Mergui)群島與高克皮猶(Khaukphyu)等海軍基地進行現代化建設,包括建立雷達站、維修和油料補給設施,作為支援中國潛艇在印度洋區域的作戰用途。[10]
中國的技術人員在可可島與漢依島建立海軍基地,協助教導緬甸軍官操作潛艇,訓練當地海軍,教導緬甸軍方使用與保養新的雷達設施等。[11]
中國在可可群島上裝設的電子監視設備,可以作為監視印度、美國等國海軍行動,同時配合位於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深水港,讓解放軍海軍更進一步靠近波斯灣。[12]
中國透過提供緬甸軍事裝備、武器生產設備、訓練計畫、情報交換、電子偵測裝備等手段來拉攏緬甸政府,提昇兩國關係的緊密度,利用緬甸讓解放軍海軍兵力逐步向印度洋擴張。[13]
 (三)經濟利益考量
西方國家對緬甸所實行的經濟制裁,反而使中國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一方面,緬甸北部緊鄰中國,受西方經濟制裁而短缺的工業產品及生活用品可從中國進口。對緬甸民眾而言,中國家電的價格低廉,在緬甸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可以適應緬甸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14]而為了拓展與緬甸的經貿關係與保護緬甸的商人,中國在緬甸設有「緬甸中國企業商會」(Chinese Enterprises Chamber in Myanmar),經由此經貿機制來擴大中國與緬甸的經貿關係。
二方面,中國在開發西部的同時,將緬甸作為中國西部產品出口與資源進口的中繼站。緬甸可以成為中國的「陸橋」(landbridge),把從雲南經過緬甸到達印度洋這條路線成為中國的西南絲路(southwest silk road)。[15]
中國認為可以仿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滇緬公路,「把緬甸作為轉口貿易的中繼站,把仰光作為雲南的出海口」,打造從昆明到緬甸八莫,再通過伊洛瓦底江到印度洋,從而建構一條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經濟合作圈。[16]
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的經濟合作圈可以讓四川、甘肅或雲南等中國內陸省分產品,透過緬甸的水路與陸路網絡開拓海外的市場,不用經過麻六甲海峽即可到達印度洋。中國於1998年3月向緬甸提議興建昆明至仰光的中緬水陸聯運通道(Highway-Waterway Combined Transport),一旦這條通道完成後,中國的商品可以從仰光轉海運至歐美地區。[17]
 (四)社會安全考量
緬甸的毒品對於中國的社會產生嚴重危害。中國極為關切中緬邊境的毒品交易情況,中國官方估計中國有將近四百萬吸毒者,而且毒品的散佈會增加愛滋病感染的比率。[18]根據緬甸中央禁毒委員會評估,如果沒有國際社會提供援助,要在15年內根除緬甸毒品問題是有其困難度。[19]
為了徹底解決中緬邊境的毒品問題,中國在1996年與緬甸達成協議,成立中緬聯合股份有限公司,在緬甸金三角地區實施以甘蔗代替嬰粟種植計畫,協助農民種植甘蔗,逐步取代嬰粟種植業。[20]
      二、中國對緬甸民主發展的影響
    面對歐美國家對緬甸的制裁行動,緬甸軍政府還能夠存活至今,中國的經濟與軍事援助絕對是最主要因素。聯合國和東南亞國協履次要對緬甸實施制裁行動,也都被中國否決和柔性勸說給阻擋,因此解決當前緬甸民主發展的問題核心在於中國。
緬甸軍政府現任領導人丹瑞(Than Shwe)出生於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兒時的經歷讓他產生強烈的反西方思想。他至今仍然時時告誡人民,要提防英美國家所支持的反動勢力在國內製造混亂、企圖推翻軍政府統治和奪取豐富的油氣資源。[21]
    另一方面,緬甸反對黨領袖翁山蘇姬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她的夫婿亞力士(Michael Aris)為英國人,因此翁山蘇姬所領導的全民聯是親近西方。一旦翁山蘇姬所領導的全民聯上台後,將產生親西方的政府,中國擔憂現階段在甸所獲得的各項利益將因而不保,因此中國除了盡全力確保緬甸軍政府不會遭到西方勢力所推翻外,更不願見到翁山蘇姬所領導的親西方政府上台。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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