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外交變化的中國機遇

 作者:査道炯|來源:文摘|日期:2011-12-01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希拉莉)時下對緬甸的訪問,標志著緬甸的外交情勢发生了重大的變化。美國對緬甸的政策是否從此就不可逆轉,取決于緬方政治和經濟政策的演變以及美國對這些轉變的認同程度。

尽管如此,美國對緬政策的轉變,誘導了其它參與制裁緬甸國家的政策轉變。例如,日本政府已宣布將恢复對緬提供經濟发展援助。世界銀行、亞洲開发銀行,以及商業銀行對緬甸的經濟政策也會隨著制裁大勢的松動而變得更有利于緬方促成走出對外經濟困境的努力。西方跨國公司回到緬甸市場的國際政治空間也得以擴大。

緬甸外交情勢的這些變化,是否像國際媒體輿論所說,就意味著中國的利益受到了損害?

首先,就緬甸局勢變化過程中的中國利益而言,沒有比中緬邊境的穩定與发展更高的利益。近几年,中緬邊境地區,出現了一些動蕩。2009年8月的果敢事件,2011年8月緬甸政府軍與克欽幫武裝的冲突等事件,都直接危及了中國的邊境地區安全局勢,邊民人身安全受到了損害。2011年10月在泰國境內的湄公河流域发生了中國籍船舶和緬甸籍船舶遭劫,十多名中國籍船員不幸喪生的事件。雖然事件的发生地不在緬甸,尽管事件的真相尚未查清,包括緬甸在內的金三角地區毒品生產和販毒的重新泛濫是不可排除的環境性因素。中國的利益受到了損害,邊境地區的安全局勢在惡化。

中緬邊境地區安全局勢的惡化,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跨境貿易和商業活動中,來自中國的一些商人的作為(特别是通過賭博、色情而呈現的“炫富”現象),直接傷害了無辜中國公民在緬甸社會得到有效保護的当地群眾基礎。

從來自緬方的結構性因素看,中央政府沒能有效管理和經營其邊境地區,是重要且直接的誘因。而緬甸境內的多种名目的地方武裝,其抗擊緬甸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行為,數十年來一直受到緬甸的海外流亡組織和一些西方力量至少是道義上的支持。

一個與美歐國家关系開始改善的緬甸中央政府,未來如何與其境內的地方武裝互動,是維系中國利益的重要一環。我們当然不能天真地認為政治外交層面受孤立程度降低的緬甸中央政府就必定意味著其國內這种曠日持久的中央和地方复雜关系的改善。評判美歐“重回緬甸”的態勢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一個重要的標識便是緬甸國內各种力量的磨合,是促進了還是惡化了緬甸與中國接壤地區的穩定和发展。

其次,中國在緬甸有商業利益。這种利益是中國經濟國際化的一部分。“要致富,先修路”。這既是中國國內經濟建設的一個基本經驗,也是擴大中緬商業往來的自然性措施。一些中國學者和媒體把這些措施說成是把緬甸建成為中國面向南亞開放的“橋頭堡”。類似言辭,在中文的表述中僅是形象性的概括,卻在國際間引起了諸多不必要的地緣政治思維想象。殊不知,海運依然是國際貨物運輸符合商業邏輯的選擇,建成連接云南和緬甸出海港口的道路,既有利于中國的產品輸出,也為緬甸產品、參與緬甸市場的外資產品出口提供了必要的載體。中資在緬甸的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也是緬甸經濟和社會发展的必要硬件。

由于受到美歐的全面制裁,緬甸與其傳統國際市場的聯系在過去几年受到了嚴重的制約。在此背景下,中資成了緬方的方便選項。在緬甸漫長的发展史上,今日中資存在的程度,只是一個大環境造成的例外。

毋庸諱言,某些中資項目的立項,由于在整體經濟環境封閉的大背景下缺乏競爭,出現了“魚目混珠、泥沙俱下”的情形;加上中資經營者的國際形象公关經驗的缺失,以至于出現了花了錢、出了力,卻不討好的尷尬局面。

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外資公司進入緬甸市場,是在結構性層面改善緬甸外資環境的正面发展。有競爭才能出現優勝劣汰。就像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情形一樣,企業層面的競爭,實力來自公司本身的行業競爭力,政府外交的支撑,只是一种輔助性因素。

維護和推動中方在緬甸的經濟利益,標識不是市場份額,而應該是通過參與緬甸的經濟发展而推動中資企業在境外經營的核心競爭力。對那些飽受緬甸社會非議的中資項目和行為(例如:賭博、色情;罔顧環境保護),中方應該本著“正人先正己”的原則,明確禁止、加大力度打擊。

總體而言,緬甸外交情勢的變化,對中國的利益而言,不存在“非此即彼”式的質變。在政治層面,促成這种變化向有利于緬中邊境地區穩定方向的发展,是中國敦促其它國家以及緬甸一起努力的任務。在經濟層面,這個變化是提高中資企業“走出去”競爭力的契機。

(本文摘自聯合早報 原名《緬甸外交情勢變化與中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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